2008年3月8日，马来西亚的政局历经所谓“政治海啸”后，各界纷纷表示政坛将呈现了不一样的面貌。虽然，种族主义是否已经为选民所唾弃？选民在这次大选将选票投向反对党，是否只是另外一个马来西亚政坛的“钟摆”现象，在下一届大选又将选票投给执政党？而这次的所谓“政治海啸”何以形成？现有的政治格局虽然不足以撼动执政党的根基，但在否决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后，政府在施政上是否将更重视全民的利益？
这次的研讨会由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及隆雪华堂联合主办。研讨会邀请了现今副教育部部长魏家祥主持开幕，魏氏的开幕谈话已见隔日的各大报章。这里必须对魏氏作为大马当今政坛，尤其是执政党中，能写（宝章中有专栏）善道，并且是国语和华语两方面的表达能力（魏氏的英语致词本人未曾听过），表达高度的肯定。这种能力应该是今后作为一名马来西亚公民（尤其是领袖人物）应尽可能掌握的。
研讨会在开幕前，分别由南院和新院代表致词。前者为该院院长祝家华，后者则由该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主任郑文泉为代表，郑氏自我调侃谓因近日该院董事长和院长都很忙（新院风波），无暇到访。
研讨会开场后，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教授何启良发表主题演讲〈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魅惑：治理和抵抗的想象〉。文中强调历史大脉络是从专制到民主，从暴政到宪政，从偏袒到人人平等，从种族主义到多元主义，而国家（领导人和公民）必须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以确保民主的健全继续。
第一场论文发表会的主题为“2008年大选与大马政治变迁”，提交的论文属于英语，可以说表达了马新英语学术界对308政治海啸的观点。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黄基明提交了〈Political Patterns Gain Clarity in Malaysia〉、马来西亚莫纳什大学政治系系主任詹运豪〈East Malaysia：The Last BN Bastion or a Sand Castle?〉、马来西亚莫纳什大学政治系讲师黄进发〈Two-Coalition System or a New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Malaysia after March 8〉
第二场论文发表会的主题为“大马新政局与公民社会”，论文发表者有韩江学院名誉院长谢诗坚〈从历史看马来西亚新政局并解读“九一六”的实质政治意义〉、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祝家丰〈从公民抗议与抗争到政治参与：2008年大马政治海啸和民主化的催化剂〉和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庄迪彭〈权力危机与开放幻象：阿都拉治下的新闻自由现状〉
第三场论文发表会的主题为“政治发展与公共政策”，论文发表者有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两线制与政治民主化：马来西亚人之春？---论大马的种族威权体制与两线政治的走向〉和南方学院英文系副主任、亚洲文艺复兴及跨文化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余德林〈在社会资本和个体化社会边线上的社会政策工具论：论半醉半醒的“马来西亚族”〉
次日，11月16日早上举行第四场的论文发表会，主题为“大学教育与政策研究”，论文发表者有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暨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所副教授林建国〈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本：一个华人社会的兴替刍议〉、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向红〈学术研究、大学理念及其管理：试探民办学院的学术评鉴〉和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主任郑文泉〈“先求有，再求好？：南院、新院的大学转型机制与“R&D”问题〉、
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论文发表会，主题为“新政局下的高教发展”，论文发表者有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学士课程讲师庄华兴〈新政局与华教运动新思维〉、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安焕然〈陈嘉庚办学之再省思〉和南方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部主任胡兴荣〈升格大学与民族教育的坚守：从民办学院到华文大学〉（胡氏未克出席，请人代读）
综合座谈会：新政局、新希望与新大马，由庄迪彭主持，大会邀请了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谢春荣、槟城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和柔佛州议员刘清分
综合五场论文发表会，有几项观点，笔者认为值得从事教育者注意：
人才外流问题：沙巴何以在308没有投向反对党，詹运豪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部分沙巴的人才都已经外流，中产阶级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而且短期内不可能获得改善，这一点，也获得州议员刘清分在次日的综合座谈会中再次强调和肯定。如果，我们的教育只能将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后，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缺少某种程度的社会使命，那我们的社会变化，还需要更漫长的等待。
全盘的计划思维：从我国大学因为转型为研究型大学而产生的教员评估体系、新院和南院的硬体建设问题，到马来西亚城乡公共图书馆的经营问题，在在体现了我国民间到官方对公共建设都缺乏一种全盘和长远的思考方式。在民间机构，如独中和三院，从学校的软体规划到硬体建设，彼此之间，在落实之前，缺少前瞻的估算，只能“先求有，再求好？”或者走一步是一步，在这样的规划思维底下，主事者只是假设“有”了以后就会“好”，但郑文泉认为最初规划产生了纰漏，事后只能不断在“补救”，根本不会“好”。郑氏在解说这个说法时，幽默又一针见血地说就比如这次的研讨会所在场地，更本不是用来或不适合举办这样的学术研讨会，而大礼堂在建设时是否作了这样规划的思考，否则就如观众在聆听研讨会的大讲堂桌子，不时掉下来，跌跌碰碰，使用上感到非常不便。而林建国利用我国乡镇公共图书馆经营失败的例子，鼓励我国的乡团必须勇于利用这种文化资源，妥善规划，然后进行文化经营，鼓励各民族使用，长期下来能让华人掌握强大的文化话语权。
公民教育的匮乏：有观众提问公民社会精英化现象，意思说公民社会不过是小众群体的话语。庄迪彭承认这个说法，并表示这体现了我国教育内容的窄化，学生（无论是那一个年段）都只专注在本身的学术专业，如理工科，缺少对社会科学的素养与关心，自然地，也就产生人才外流等现象。
另外，纵观所有的论文发表会，学者的表达能力是能够让与会者产生高度兴趣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诸如詹运豪、黄进发、谢诗坚、庄迪彭、郑文泉、林建国皆能够言简意赅或者妙语如珠，不致如某些本地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在发表论文时，明显准备不足，或者不在其本身治学范围内的课题，发表论文时尾音连连（笔者曾抽样统计最高一分钟讲了9个“呃”或“啊”），这样的讲演令人昏昏欲睡。
其次，或许政治学领域（甚至社会科学）对于主题论述要求严谨准确，几乎所有论文题目的长度着实非常吓人。
再次，从论文发表者的学术身份观察，大多数的发表者并非来自政治系或相关科系，这或可以反映出，传统的文史学科以外，我们的教育对于社会科学人员的培养，尤其是中文方面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会上有一个插曲，可以为上述说法作一个注脚，郑文泉在回复观众有关新纪元学院何以无法符合升格大学资格问题时，指出该校的新闻媒体系在创立初期几乎没有一位学术人员是来自传播系领域，随后引起庄迪彭的反驳，庄氏为该系创立初期的主任，认为郑氏的说法未能考虑传播系背景的学术人才，尤其是中文源流的传播系学者，在本地几乎是难以寻获，这可以说是中文社会科学人才缺乏的一个明显结果。
虽然大多数人都明白掌握政治权力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从两天的研讨会，任何时候的参与人数始终没有超过80人这一事实看来，则似乎印证了马来西亚华人对于本国政治的关心，始终还是停留在一个有待提升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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